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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唐史学者气贺泽保规教授为我校师生作报告

发布时间:2017年01月03日 10:13   浏览次数:
2016年12月30日下午,日本著名唐史学者气贺泽保规教授应邀作客我校“名家讲坛”,为我校师生做了《唐代“巡礼”和五台山信仰》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我院李军教授主持,现场百余名师生聆听了讲座。
气贺泽保规先生是日本著名中古史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史,在府兵制、中古石刻资料、武则天、洛阳学等领域造诣精深,于国内外享有盛誉。现任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所长、客员研究员,东洋文库研究员,曾任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会长。
讲座开始,气贺泽保规先生表示,自己近年来尤为关注隋唐时代“佛教社会”诸问题,试图从“佛教社会”的角度揭示隋唐时代的本质。在讲座中,气贺泽先生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法门寺及其新发现的资料。法门寺地宫入口放置的《真身志文》碑和《衣物帐》碑证明了法门寺文物的价值和地位,其意义值得关注。接下来,气贺泽先生向大家展示了一件不同寻常的碑文,即“房山石经”中的《大般若经》石经。房山云居寺地处幽州(北京)地区,该寺的石经山洞窟中至今收藏着四千多件从隋末至唐末连续三百年间所刻石经(以及一部分辽代刻经),统称为“房山石经”。其中《大般若经》的刻经事业是“房山石经”中最大的工程事业,隋唐时期共刻成一千多块大型石经碑。通过研究《大般若经》石经题记可知,安史之乱前房山云居寺刻经事业的主要支援是幽州地区的商人;安史之乱后出现两个新的后援力量,其一是河北三镇的幽州节度使和地方官员,其二是为信仰行动的庶民集团。唐朝后半期平民阶层广泛参与了房山石经《大般若经》的刻经事业,其参与者的中心是被视作“巡礼”群体的许多人士。从830年前后至会昌初期,出现了一般民众积极参拜云居寺的“巡礼”现象。他们的巡礼活动是以家族为单位,女子也可平等参加。其居住地域大部分在幽州地区,也有来自幽州以外的民众。此外通过研究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及其他与五台山信仰有关的中国文献可知,八世纪后期“巡礼”一词的用例出现增加的倾向,进入九世纪特别是830年代“巡礼”活动突然频繁起来。“巡礼”活动以家族或亲族为单位,附带着地域性的集团移动,这是从来没有的一般民众的自主行动,应注意到“巡礼”活动的普及背后体现出社会体制、经济活动、生活观念等涉及时代变化的内容,反映出唐代社会向宋代社会转变的契机,是有关唐宋变革的问题。此外“巡礼”活动的高涨也体现出民众佛教信仰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大,然而与“巡礼”热潮相对立的是会昌年间唐武宗推行的灭佛政策。以往对于会昌灭佛原因的一般理解主要是武宗的道教信仰和佛教的自身腐败,气贺泽先生从“巡礼”等其他方面指出会昌灭佛的重要背景:其一是武宗时期周边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自北方回鹘和西方吐蕃这两个唐朝境外强敌的压力得以减轻,使武宗可以从容把握国内的动向;其二是武宗重视内政的姿态,武宗内心对外反抗意识与民族意识的萌芽(也与唐宋变革相关),其结果引发了镇压佛教等外来宗教政策的实施;其三是借佛教信仰名目实行的“巡礼”活动牵连到“逃户”问题,武宗把巡礼民众也当作逃户的农民一样看待,因此也需要打击佛教以实现王朝经济基础的稳定。讲座的最后,在场师生纷纷就讲座的相关内容与气贺泽保规先生作以交流和互动。
本次气贺泽保规先生的讲座内容充实、视野宏大,先后围绕法门寺、房山石经、入唐巡礼记、五台山信仰、会昌灭佛等诸个方面,结合石刻文物资料与历史文献材料,反复探讨唐代的“巡礼”现象,通过巡礼问题提出唐代“佛教社会”的重要概念,继而延伸到唐代的政治决策以及“唐宋变革论”的问题。本场讲座使在场师生受到很大的学术启发,也为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日本著名唐史学者气贺泽保规教授为我校师生作报告

发布时间:2017-01-03
2016年12月30日下午,日本著名唐史学者气贺泽保规教授应邀作客我校“名家讲坛”,为我校师生做了《唐代“巡礼”和五台山信仰》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我院李军教授主持,现场百余名师生聆听了讲座。
气贺泽保规先生是日本著名中古史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史,在府兵制、中古石刻资料、武则天、洛阳学等领域造诣精深,于国内外享有盛誉。现任明治大学东亚石刻文物研究所所长、客员研究员,东洋文库研究员,曾任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会长。
讲座开始,气贺泽保规先生表示,自己近年来尤为关注隋唐时代“佛教社会”诸问题,试图从“佛教社会”的角度揭示隋唐时代的本质。在讲座中,气贺泽先生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法门寺及其新发现的资料。法门寺地宫入口放置的《真身志文》碑和《衣物帐》碑证明了法门寺文物的价值和地位,其意义值得关注。接下来,气贺泽先生向大家展示了一件不同寻常的碑文,即“房山石经”中的《大般若经》石经。房山云居寺地处幽州(北京)地区,该寺的石经山洞窟中至今收藏着四千多件从隋末至唐末连续三百年间所刻石经(以及一部分辽代刻经),统称为“房山石经”。其中《大般若经》的刻经事业是“房山石经”中最大的工程事业,隋唐时期共刻成一千多块大型石经碑。通过研究《大般若经》石经题记可知,安史之乱前房山云居寺刻经事业的主要支援是幽州地区的商人;安史之乱后出现两个新的后援力量,其一是河北三镇的幽州节度使和地方官员,其二是为信仰行动的庶民集团。唐朝后半期平民阶层广泛参与了房山石经《大般若经》的刻经事业,其参与者的中心是被视作“巡礼”群体的许多人士。从830年前后至会昌初期,出现了一般民众积极参拜云居寺的“巡礼”现象。他们的巡礼活动是以家族为单位,女子也可平等参加。其居住地域大部分在幽州地区,也有来自幽州以外的民众。此外通过研究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及其他与五台山信仰有关的中国文献可知,八世纪后期“巡礼”一词的用例出现增加的倾向,进入九世纪特别是830年代“巡礼”活动突然频繁起来。“巡礼”活动以家族或亲族为单位,附带着地域性的集团移动,这是从来没有的一般民众的自主行动,应注意到“巡礼”活动的普及背后体现出社会体制、经济活动、生活观念等涉及时代变化的内容,反映出唐代社会向宋代社会转变的契机,是有关唐宋变革的问题。此外“巡礼”活动的高涨也体现出民众佛教信仰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大,然而与“巡礼”热潮相对立的是会昌年间唐武宗推行的灭佛政策。以往对于会昌灭佛原因的一般理解主要是武宗的道教信仰和佛教的自身腐败,气贺泽先生从“巡礼”等其他方面指出会昌灭佛的重要背景:其一是武宗时期周边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自北方回鹘和西方吐蕃这两个唐朝境外强敌的压力得以减轻,使武宗可以从容把握国内的动向;其二是武宗重视内政的姿态,武宗内心对外反抗意识与民族意识的萌芽(也与唐宋变革相关),其结果引发了镇压佛教等外来宗教政策的实施;其三是借佛教信仰名目实行的“巡礼”活动牵连到“逃户”问题,武宗把巡礼民众也当作逃户的农民一样看待,因此也需要打击佛教以实现王朝经济基础的稳定。讲座的最后,在场师生纷纷就讲座的相关内容与气贺泽保规先生作以交流和互动。
本次气贺泽保规先生的讲座内容充实、视野宏大,先后围绕法门寺、房山石经、入唐巡礼记、五台山信仰、会昌灭佛等诸个方面,结合石刻文物资料与历史文献材料,反复探讨唐代的“巡礼”现象,通过巡礼问题提出唐代“佛教社会”的重要概念,继而延伸到唐代的政治决策以及“唐宋变革论”的问题。本场讲座使在场师生受到很大的学术启发,也为中古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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