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日（周日），我院邀请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于“西北大学名家讲坛”作题为《唐朝胡汉互动与交融的三条线索》专题讲座。由学校社科处、历史学院共同主办，我院彭建英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李鸿宾教授先向在座的师生分享了他数十年累积的治学心得和经验，通过回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细数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李学勤等前贤学术路径的不同，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认为治学并无一成不变之定法，可微观，可中观，亦可宏观。他个人更喜欢带有理论性思考的议题，故强调史学研究者除了历史专业文献之外，对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哲学等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相关著作，亦应关注乃至细读，以形成个性化的学术研究特色，或成特定领域的专家，或成贯而通之的通家。

随后，他从梳理国内外学界对唐朝边疆、民族（包括胡汉关系）问题的研究思路入手，以墓志材料为中心，分别阐释唐朝时期来自边地或异域的胡系人群融入中原汉地乃至辗转反复的三条线索，进而论说这些外来者步入汉地后其族属文化与认同的转型问题。

第一，以高车•拓跋人是云偘·贺拔亮家族为例，揭示北方边地胡系人群自北而南的转迁历程，认为此二家族通过早年将自身命运寄托于拓跋魏政权，而后随其南下中原，以入仕朝廷而“飞黄腾达”，又通过与汉地士族联姻改变其旧属文化。从空间上完成从草原到中原的转换，从族属与文化上则借婚、宦二途实现与中原“正统”的贴合，他们在融入汉地过程中表现出很高的主动性，提供了南北融合的新范例。这是胡汉互动交融的第一条线索

第二，以西部吐谷浑部分王族成员的多方墓志为例，分析因吐蕃东扩而亡国的吐谷浑王族投靠唐廷后，先被纳入唐廷的北部防务系统，之后又在朝官的替换中改变其族属文化。是为第二条线索。东迁后的吐谷浑王室虽得以与唐宗室继续联姻，但因系亡国避难人群，故在联姻关系中并不具备主动权，其社会地位也因而呈现一再下滑的趋势；仕职则以“知部落使”、“押蕃浑使”等负责蕃部事务的官职为主，但随着唐廷将管理北方边疆民族地区的羁縻府州整合为节度使体系，被置于唐廷北方防务系统的吐谷浑上层，控制蕃部的直接权力亦随之被大幅削减，他们的身份则由外蕃转变为朝官。这条线索反映的是中原周边弱小势力因诸种缘故进入汉地后改变原有族属文化的具体过程。

第三，以持续东迁后群居或个体粟特人及后裔为例，揭示其入迁汉地后族性文化认同因与特定地域社会结合而呈现出的不同面相。其中以安菩、何文哲两个案为主，呈现的是进入汉地之后的粟特人适应中原主流文化的步骤和过程；又以六胡州为例，反映的则是群居且处于边地的粟特人及其后裔，因遭受多方势力的牵引，其文化和族性方面出现的多样化选择。此为第三条线索。

最后指出，上述三条线索只是解释唐朝胡汉关系众多面相中的某些选择或尝试，非这种关系的全貌。但来源不同的内迁胡系人群族性及文化认同的维系与转变，决定性的因素是王朝政治。胡系人群步入中原后与“主流社会”相适应，完成“汉化”则仍被视为这种进路成功与否的标识，可证人群文化属性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政治所操控；换言之，只有王朝国家的介入，才有唐朝胡汉人群的抟成。

点评环节，彭建英教授指出，唐朝的北方边地、人群及隐含于其中的权力关系，是李鸿宾先生长期关注的几个核心议题，本次讲座主题可视为是对这几大相关议题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延伸。藉由揭示来自中原周边三个不同方向、不同族系的人群，融入中原汉地文化圈的具体历程，进一步分析其在与主流文化相遇之后，因王朝政治的强势介入，在文化与族群认同方面的不同选择和转换。在此转换和选择中，背景不同的胡系人群其自身势力、旧有传统及迁入地唐朝的政治考量和需要，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需综合考虑。本次讲座的学术价值，还在于通过分析特定历史时期胡汉交融的具体案例，进一步深化了对近年中古史研究领域中热点议题之一即族群与文化认同问题的讨论和认知。

讲座结束之前，现场在座师生，还与李鸿宾教授就唐朝边疆、民族及防御体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