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1日下午，周末的历史学院学术报告厅师生却济济一堂，因为来自武汉大学的刘安志教授受邀做客西北大学＂名家讲坛＂，给现场师生带来了以＂重新认识《唐会要》＂为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我院李军院长主持，彭建英、张峰、贾志刚、裴成国、顾成瑞等老师与闻讯而来的校内外师生共同聆听了讲座。

刘安志教授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书与西域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担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等社会兼职，近年来围绕唐代重要历史文献《唐会要》发表了大量拨云见日式、纠偏正误式的学术论文，引发学界极大关注。讲座就是他在本领域的系列成果和最新思考。

讲座伊始，刘安志教授从“问题缘起”、“《唐会要》的版本源流”、“清人整理《唐会要》诸问题”、“若干结论”等几个模块展开讨论。刘安志教授在引言中率先指出史料记载的准确与否关系到史实真假，进而影响到相关判断和认识的正确与否，而现存《唐会要》诸抄本就存在经删改增补后产生新的史事等极其严重的问题。接下来，刘教授为大家介绍了《唐会要》16个抄本中除国图所藏之明抄本外，均成于清代，形成了武英殿聚珍丛书本（下文称殿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文称四库本）、江苏书局本三种版本的格局，其中殿本和四库本最为重要。接着，他以具体事例比较了殿本和四库本的不同，指出殿本虽然使用范围极广，但存在问题也极多。刘教授注意到传统观点认为两个版本的底本同为浙江汪启淑家藏本，日本学界却认为四库本源自汪启淑家藏本，而殿本源自某刻本之节本，但这与四库馆臣《唐会要》“仅传抄本”的记载相左。经刘安志教授研究，发现殿本源自汪启淑家藏本，而四库本源自江淮马裕家藏本，殿本又根据四库本有过增补和删改。在此基础上，进而指出清人整理《唐会要》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包括抄漏、补撰、删改、增补等，因而提醒要慎用武英殿本《唐会要》，同时对四库本《唐会要》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做研究的时候要两者对校，相互参阅，否则就会贻笑大方。考虑到《唐会要》对于隋唐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建议有必要对《唐会要》再进行校对和整理，复原出一个基本可信的版本。

在讲座的最后，刘安志教授为师生分享了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就历史研究而言，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都值得重视，但是不能忽视文本文献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刘教授提出对文本文献要保持审慎的态度，既不盲从，同时也大可不必全盘否定。刘教授循循善诱，将专业研究的缜密严谨与演讲语言的妙趣横生完美结合，现场师生踊跃提问，气氛热烈。虽然讲座时间已经严重超时，但现场听众仍意犹未尽。